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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讲座走进中南海是推动全民普法的关键

2019-08-09 17:51
  1986年7月3日上午9时,为中央指导同志举行的初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指导同志在这里听取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国华作的《关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邹瑜同志当时担任司法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他是这项工作的直接推进者、参与者。
 
  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任务”主题教育深化展开之际,笔者于7月23日,专访了共和国普法事业的奠基人邹瑜,听他讲述法制讲座走进中南海的前前后后。
 
  白寿之年的邹瑜双目如炬,思绪矫捷。
 
  在邹瑜的记忆中,最深入的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制讲座走进中南海的那些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指导集体先后四次听法制讲座,是初次举行,非同寻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要从全民普法讲起。当时,我提出中央指导同志集体学法,是把它作为推进全民普法的关键条件来思索的。”
 
  中央法制讲座的源头能够追溯至“一五”全民普法期间。说起普法理念的提出,邹瑜浮光掠影:“1980年初的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同志,对时任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复之讲,人大常委会要组织一个‘苦力’班子,最好是搞过政法、又有中央工作经历的人来担此任。刘复之引荐了我。1980年4月,我从国度地震局局长的岗位上调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任副秘书长。这一年,彭真提出要对人民公社立法停止调研。当时派了3个组去几个省调研,我带一个组,另外两组分别由段君毅、杜润生带队。我们跑了三四个省的乡村,调查结果分歧以为,人民公社法不但不能立,人民公社的体制还应当撤销。在当时的调研过程中,不少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提出了许多法律问题。例如:家里发作继承财富的纠葛怎样办?悔婚不退财礼怎样办?借钱拖着不还怎样办?八十年代初,立法机关虽开端了系统的立法进程,司法机关也恢复正常运转,但是由于受‘文化大反动’影响,加上大多数干部和大众不懂法,由此引发的各种违法立功问题搅扰着人们。从那时分起,我就有了要提高法律常识的想法。”
 
  “到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时,我担任了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提到习仲勋同志,邹瑜止不住话头:“仲勋同志身居高位而接近人民,接近下属;办事情十分真实,脚踏实地。他遭受委屈而矢志不渝;他权高位重而廉洁清正;他在复杂的事物面前眼光敏锐、明辨是非;他在工作上极端担任、深化细致。真正表现了老一辈反动家的高风亮节,是我一生学习的典范,更是我们工作的动力。”
 
  1982年4月,邹瑜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调到司法部工作,担任第一副部长,1983年至1988年任部长。邹瑜理解到,司法部之前也展开了法制宣传工作,但当时的法制宣传仅限于文字宣传,而且宣传的对象、目的不够明白,广度、深度都不够,效果不明显。
 
  1984年前后,彭真同志几次提出“把法律交给人民”,必需要让人民控制法律,做到懂法、知法、违法、用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邹瑜开端留意发现各地法制宣传的好典型。辽宁本溪钢铁公司指导干部带头给职工上法制课的事,给他留下深入印象。
 
  “1984年春,我再次带着一个工作组到本溪蹲点,和职工一同听法制课。课堂上,我发现多数职工认真做笔记,休息时我就与一位车间主任聊天。我问:‘学法有兴味吗?’他答复:‘不但有兴味,而且挺管用。’我问:‘你讲讲怎样管用?’他说:‘学法前,车间常常丧失工具和物品,学法后再没有丧失过东西,而且有的职工还悄然地把东西送了回来。’”邹瑜回想道。
 
  1984年6月5日至7日,司法部在本溪市召开了有各省、市司法厅、局长参与的全国法制宣传工作现场会,在这次会议上初次提出“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体公民中提高法律常识”。
 
  当时司法部提出的全民普法规划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单靠司法行政的力气远远不够,没有全党、全国发动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尚不兴旺的国度提高法律常识,是一条充溢艰苦的路。”邹瑜深有感触地说,“从本溪现场会回来,我就向彭真同志汇报了要在五年之内提高法律学问的规划。我说‘规划是可以完成的。理由有三:一是大众有学法、用法的迫切请求。二是我们的规范目的不高,是提高法律常识而不是法律学问。三是所谓根本提高是指60%的公民学懂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大法和治安管理处分条例的根本常识。’彭真听了我的引见以后,认可了这种思绪和做法。我接着又提出,能不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一个决议来推进全民普法。他表示同意并让我先做好充沛准备。”
 
  1985年初,中央书记处转发了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了全民普法。邹瑜当时是中央政法委委员,在政法委会议上汇报过全民普法问题。邹瑜说:“陈丕显这个讲话,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当时的中央指导对全民普法是很支持的,我没有听说哪个指导不同意。”
 
  1985年6月9日至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在北京共同召开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省委宣传部长、司法厅(局)长参与了会议,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特地讨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全国性会议。
 
  邹瑜回想说:“这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激烈反响。知名人士梁濑溟、张申府、喻培厚致信彭真委员长及各位副委员长,说这一措施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度,为人类历史进程开拓了光明巨大的新航道,成为世界各国的光芒模范。”
 
  1985年11月,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司法部提交了普法“一五规划”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时,多数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同意,但也有少数人以为难以完成。对此邹瑜说:“他们的主要顾忌是,党和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时只要方案生育工作在基层贯彻得比拟好,能抓到底,其他工作执行都打了折扣,还有没有精神抓普法工作呢?这种疑心是有道理的。为此,我向他们解释,只需全党、全国注重,真正把它当一回事来抓,认真催促,是能够贯彻好的。一个五年规划不行,还能够有两个五年规划、三个五年规划……”
 
  “彭真同志为我的执着所感动,特地找我说话,说:‘我看了常委会的简报,有些人以为普法规划难以完成。人大一旦构成决议,假如完成不了,那便是违背决议。决议草案能够交大会表决经过。一旦经过了,你们就要努力工作,保证明现。’我表态一定做好工作,狠抓落实普法任务。”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5〕23号文件转发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根本提高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权威性的文件,“五年普法规划”用法律方式加以肯定,能够发动全党、全国贯彻这个规划。
 
  1986年是“一五普法”的第一个年头,就如何有效地推开普法工作,司法部最初是把指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对象。在青少年这方面曾经做了许多事情。但在指导干部这一层面上,大家不断希望中央能带个头,这关于推进普法工作,促进民主与法制建立意义严重。
 
  邹瑜说:“当时我想到,全民普法首先要指导带头,于是在司法部党组会议上提出为中央指导干部举行法律学问讲座的想象。依照我们党历来的工作经历,凡事只需指导干部带头,有了表率,下面就跟着办。假如指导都不学法、知法,要下面的人学法,怎样可能指导他人呢?学法要从中央指导开端,从中南海学法开端。大家都很同意我的想法,对讲座的内容和主讲人也做了讨论,还征求了一些法学家的意见。接着,我又向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志做了汇报,他表示同意。”
 
  “当年6月,我在给中央指导同志的信中说,‘普法’要指导带头,首先请中央指导同志带头。倡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带头听法制课,这样肯定对全国的普法工作是很大的推进。不到一周时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找我商定上课的方案,并肯定了四个课程内容和主讲人。当时四位主讲人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国华、中国政法大学研讨生院院长张晋藩、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王厚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这几个人都是各自范畴的权威学者,孙国华当时经常来司法部做培训,我们很熟。那时我还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张晋藩、江平也很熟习。由于当时国际斗争很剧烈,法律纠葛不少,中央指导很希望听听国际法方面的内容,我们得知王厚立是这方面的行家,就请他准备一课。”
 
  “当时能到中央去讲课,人选很谨慎。我带着一帮人集体备课,由一个人讲,他们首先到司法部先试讲,由于给中央指导讲法制课是第一次,要请大家提意见重复修正,不敢有一点马虎。”邹瑜又补充道。
 
  接着,邹瑜回想说,经书记处决议后,司法部与中国法学会协同准备第一次中南海讲课。第一讲是孙国华,他当时是既快乐、冲动,又担忧程度低讲不好。当时给他准备讲稿的时间只要两周。我们交给孙国华的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作用》。孙国华后来没有讲这个标题,他说中央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程度都很高,像胡乔木就是当时全国全党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以为讲这个标题压力太大。孙国华将标题改为《关于法的性能和作用的几点认识》。讲稿分为四个局部,最后一局部是确立合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法律观,他说当时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正式讲课之前,我们审读了孙国华的讲稿,还在司法部会议室停止了一次试讲,社科院、法学会、中央书记处研讨室有关人员应邀参与,并提出一些修正意见。
 
  1986年7月3日,正式讲课。上午9时之前,司法部派车将孙国华接到中南海。邹瑜和另一位副部长陪同孙国华进入中南海小礼堂。参与听课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法部门、中央宣传部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主要担任人。
 
  在开讲前,有关同志传达了邓小平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工作汇报时,发表的关于增强法制建立的意见。小平同志指出,指导干部学法,不只有助于提高法律学问教育和带动全党学法违法,依法办事,而且有助于保证全面变革和四化建立的顺利停止。
 
  孙国华讲完第一讲后的8月28日,张晋藩停止了第二讲《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历的自创问题》,随后,王厚立讲第三讲《外交斗争与国际法》,江平讲第四讲《经济建立与法制建立》。
 
  中央指导人听法律学问讲座,在国内外惹起极大反响。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中央各大报纸和一切省级中央报纸都转发了新华社的音讯。国外和港澳地域的新闻界对此也非常关注。
 
  中央指导带头学法,对全民普法工作推进很大。随后带来的各省省委、地市委、县委指导干部都开端上法制课。党中央做了这个表率,上行下效,在全国一下就推开了。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
 
  “我当时应邀去了美国、日本等国立大学讲课,讲的就是中国的普法。那几年全民普法展开得相当好,让许多西方国度同行赞赏不已。1986年德国司法部长汉斯来访,1987年美国司法部长米斯来访,他们都一再提到中国普法这件事。他们都说到中国访问留下最深入印象的事就是中国搞的全民普法,还说,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和停止普法,只要你们社会主义国度才有这个力气,西方国度不可能做到;米斯说,这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是历来没有过的。”邹瑜回想说。
 
  8年后,中央指导集体学法1994年12月再次启动,并逐步构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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